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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极速专题汇总_新闻中心网 时间:2019-12-16 2:31:58

欧洲68年运动中最出名的“口号”,除了“不要国家”,还有一个就是“让想象力夺权”。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对“非政治的政治”的宣示,那么后者则是对“审美政治化”和“审美乌托邦化”的宣示。这种独特的“政治诉求”并非偶然,它当然也是一种“表征”。在奈格里后来的分析框架中,这种“审美乌托邦”也有着它的物质基础的根源,即当“全球化经济”只有通过“景观生产”才能维持自身的时候,当整体化景观成为实现了的“乌托邦”的时候,社会装置在基本层面发生了权力的重新配置。“乌托邦”从传统线性时间配置所指向的“目的”,转变为内在性的要素,传统的集体想象性“例外”被分解成为日常生活经验的非综合性或“事件性”。概括地讲,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之中、被排除作为传统政治场域外的“共有的私人性”,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模式所决定的新社会权力结构中,以“私有的公共性”面相,成为了重要的政治话语中心,构成了政治-审美-事件的三元的政治议题。

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有了梅吉尔斯这个强援,两个威廉的事业起死回生。很快,瓦德尔和拉塞尔公司改名为瓦德尔、梅吉尔斯和拉塞尔公司,梅吉尔斯从圣塔菲小径上抽调了很多马车和雇员到俄勒冈小径上,并通过军方的背景接到了许多密苏里河加州之间的订单。三个人的邮递服务便这样开始了,他们分工合作:拉塞尔负责推销和宣传,瓦德尔负责管理财务,而最有经验的梅吉尔斯则负责人员和马车的调度。他们的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很快,三个人便垄断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区域的运输业。

上瘾之所以难以戒除,是因为它是一种与大脑奖赏、动机和循环活动相关的生理特征,而这种生理特征内化成为了你的习惯。我们通常认为戒烟、戒酒,让人痛苦不堪,焦躁不安,其实是行为习惯剧烈改变所带来的不适。所以,如果要提高戒除某种习惯的成功率,或者当你要刻意培养一项健康的爱好时,科学地了解习惯的构成和运作原理,就非常必要。

所以,手术医生“带病工作”的背后有很现实的一面。尽管我们很尊重和钦佩这种现象,但它并不值得效仿。换言之,“带病工作”只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个人行为,没必要将它推而广之,作为其他医生学习的榜样。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在新加坡,市区重建机构在2013年发起了一个关于公共空间竞争的项目,名为“我的想法”。在这个项目中,市民们受邀提交他们关于改造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创意。对于今后的项目而言,众人参与和他们的想法是重要的灵感和催化剂。

“姿态”,没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姿态之于运动,正如舞蹈之于行走。在阿甘本的意义上说,姿态是对运动的“挪用”,让运动本身的动作过程变得可见,用诗人瓦莱里的比喻来说,姿态,或“舞蹈并不是要跳到哪里去,但是这套动作本身就是目的”。1968年5月-6月初的这些“事件”性运动,也正是这样。它们是一种展示。总体而言是对反抗本身的展示,因此它们才采取了具有“节日”、“狂欢”效果的姿态。游行,歌唱,示威,占领大街,成为他人的同伴,逃离资产阶级化的内部空间,发现团结,汇入人群:这是大多数参与者共有的最基本也是最有力的体验——“运动具有游戏的方面,这一点可以从其理论一贯性的缺乏得到理解。如果你扮演不了你自己的‘角色’,那大可以扮演好几个角色。当你对你希望建立的社会不甚了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办法以保证不致过于迅速地被各种观念和团体搞得手足无措陷于瘫痪。这场运动是个万花筒:从圣鞠斯特到格瓦拉,求助于蓝波,博诺(Bonnot)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安德烈·布勒东,它把这些革命的弃儿们都汇聚一处,也聚合起了向既有秩序发动进攻的一切政治和诗学传统……”,这是让-马利·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为《精神》杂志(Esprit)撰写文章中谈到的对这种节日化运动姿态的体验。当然,这种姿态,也体现在“非方案的”、无具体社会目标的各种“口号”——词语的解放——当中。

编辑:颜令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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